过去一周，大马人民和股市一样做了向下冲的云霄飞车。从鸡奸案到蒙古女郎事件，到巴拉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修改法庭宣誓书，我国的司法制度再次像1998年般受到践踏和轻蔑。
今天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我国的政治体系源自于英国殖民地，于独立初期在共和联邦国享有崇高的地位。可是过去数十年在敦马哈迪的个人政治狂飙过程中，司法变得不独立，监督司法的媒体与公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也在长期压制下弱化，军警则成为了政府恐吓人民的手段。这种现象，揭示了国家的公器长期被少数人操纵和利用的结果。

于是，过去政治冒险的胜利导致了今天意欲仿效人士的参考。他们认为，只要达到政治目的，并通过操纵媒体舆论获得道德底线的支撑，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如捏造证据、收买证人、制造恐慌等等，都可以在司法与执法体系的框架内为所欲为。压力团体的失效与无能为力也让此做法在没有获得监督的情况下坐大和变得理所当然。
也因此，应该诉诸司法解决的问题被高度政治化，为了代表民意和政见的政治体系成为了政治人物互相博弈的战场。这种情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对于人民和国家都是有弊无利的。这种僵持现象，也揭示了司法长期欠缺独立的弊病。而这种体制的缺陷，在朝者在过去或由于是此弊病的既得利益者，或又是缺乏政治魄力而不去纠正过来，在此需负上最大的责任。

李健聪